韩愈（768—824）所倡导的古文，彻底改变了八朝（东汉、魏、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）相沿的衰败文风；他所高扬的儒家之道，拯救了天下人沉溺于佛老思想而带来的精神困境。这是苏轼（1037—1101）对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的最高赞誉，也是对“文以明道”“文以载道”等创作宗旨的高度肯定，并在肯定韩愈突出儒道的同时也强调了文章的经世意义。韩愈针对魏晋以后兴起的讲究辞藻、排偶、声律、典故而思想内容空洞颓靡的骈体文，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结合起来，提倡创作内容充实而形式自由的古文。苏轼认为，韩愈纠正了八朝的形式主义文风，但并非完全否定形式之美；韩愈试图以儒学思想帮助人们摆脱精神困境，但并非绝对排斥佛老思想。苏轼本人则通达地看待文与质、文与道的关系，主张文质、文道并重，形式应当利于表现思想，内容要给人以积极影响或美好感受。

文起八代之衰，而道济天下之溺，忠犯人主之怒，而勇夺三军之帅。 （苏轼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） （韩愈所倡导的古文，彻底改变了八朝相沿的衰败文风；他所高扬的儒家之道，拯救了天下人沉溺于佛老思想而带来的精神困境，他忠诚进言不惜触怒皇帝，他独闯叛军营帐其勇气可折服三军主帅。）

韩子之文，约六经之旨，起八代之衰，而自命怪怪奇奇。杜则无一笔渉怪奇也。 （翁方纲《杜诗附记》卷六） （韩愈的文章，概括六经的宗旨，彻底改变了八朝相沿的衰败文风，却自命其风格为“怪怪奇奇”。杜甫的诗作则没有一处涉及怪异新奇的内容及形式。）

自魏晋以后，藻绘之文兴。至唐韩氏起八代之衰，然后学者以先秦盛汉辨理论事，质而不芜者为古文。盖六经及孔子、孟子之书之支流余肄也。 （方苞《古文约选序例》） （自魏晋以来，过分追求藻饰的文章兴盛。直至唐代韩愈彻底改变了八朝相沿的衰败文风，此后学者们将先秦和两汉鼎盛时期那些论事辨理、文风质朴而内容又不芜杂的文章视为古文，大体上属于儒家六经及《论语》《孟子》思想的支系或余绪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