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相类事物比拟、譬喻等手法来寄寓自己的情志或其他意义，使作品情志（内容）和文采（形式）相辅相成，都能芬芳美好。它强调创作手法与物象寓意、作品情志要高度契合，融为一体：仅有手法而没有丰富美好的寓意，就谈不上巧妙；仅有寓意而没有合适的手法加以表现，也显不出丰富美好。“情采芬芳”原是南朝刘勰（465？—520？或 532？）对屈原（前340？—前 278？）作品的美评，现延伸指文学作品中高洁而华美芬芳的艺术境界；“比类寓意”则泛指运用比拟、譬喻、象征等手法，用已知事物的同异描述未知事物的形貌，引发读者对作品意象产生想象。

及三闾《橘颂》，情采芬芳，比类寓意，又覃及细物矣。 （刘勰《文心雕龙·颂赞》） （到了屈原作《橘颂》，情志和文采都极为美好，它用相类的事物比拟并寄寓自己的情志，又将“颂”的内容推及细微之事物了。）

其缘情即象，触物比类，靡所不遂。 （王世贞《〈何大复集〉序》） （何大复先生的作品抒发情感，描写物象，就所接触的事物作类比寄寓情志，没有不贴切的。）

橘者，南方之嘉木也……因比物类志，为之颂，以自旌焉。 （王夫之《楚辞通释》卷四） （橘树是生于南方的一种非常美好的果树……屈原因此用它来比拟自己的理想、志向，为橘树作颂，实则是自我赞美。）